前言

本書以詮釋現象學取向來介紹並闡述人文科學研究與寫作。受到歐洲運動精神和特定的北美發展精神的影響，本文以日常生活經驗的經驗領域為研究出發點，提供研究的教育學基礎概念。基於詮釋現象學取向的意涵，解釋性的現象學研究和理論化，不可以與文本的寫作實務分開。因此，當教育學生活世界的可實行本質所要求的是教育探索這種形式，並非轉變成無實際行動的哲學化或抽象的理論化的形式時，語言學所啟發的層面也成為這種研究取向的一部份。

我接觸到人文科學（現象學和詮釋學）是在荷蘭研讀教育學時。主導六十年代期間師資教育的取向，德文叫做Geisteswissenschaftliche Pädagogik，荷蘭文則叫做Fenomenologische Pedagogiek。在德國「人文科學教育學」的傳統，（Dilthey-Nohl學派）採用了解釋的或詮釋的方法論，而荷蘭「現象學教育學」運動（Utrecht學派）則較具描述性的或現象學的傾向。然而，歐陸取向的教育學特徵之一是幾乎完全不關心方法的問題，本書則反映了上述兩種傳統的觀點和特色。那些致力於解釋性的教育現象學研究者（例如Langeveld、Beets、Bollnow）對於家長和老師與孩子和學生分享的教育生活世界，通常寫出很有敏銳反思的研究報告。但是研究的方法，或者如何擠進學術界的問題就都沒提到。在六十年代後期，在某種意識形態和社會壓力下，德國的詮釋教育學運動和荷蘭的現象學傳統呈現衰退的現象；一方面是受北美行為主義學派的影響；另一方面則是受德國新興的教育社會批判理論的影響。近來早期的人文科學推動力以不一樣的形式卻再度重現，很值得注意。

在本出書計畫過程中，我和同事、朋友們（Ton Beekman、Bas Levering、 Antoinette Oberg、Helmut Danner、Robert Burch、Alan Blum等）之間的討論讓我受益良多，而且特別是受到過去這幾年來一起工作的學生們的激勵，其中有許多人現在已成為我的好友和同事。在此我要特別感謝David G. Smith、Vangie Bergum、Carol Olson、Rod Evans、Stefan Baldursson、Kim Krawchenko Chizuko Maeda、Mikio Fujita、Stephen Smith，他們以特有的方式盡力幫忙促成這個人文科學教育學的計畫，並使它成為令人激賞的努力成果，也要謝謝（Geoff Milburn）對出版本書的信心和鼓舞。

最後，筆者和出版商共同感謝Phyllis Chesler博士，他允許我們在本書72-73頁中節錄引用他在1979年發行的著作With Child: A Diary of Motherhood（New York: Crowell出版）。